1926年早春，上海仁记路35号的一间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百代公司经理张长福与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张石川，二人相对而坐，桌上摊着一叠刚刚拟好的租约文书。

窗外，黄浦江的汽笛声隐约可闻，而两人心中翻涌的波澜，远比江面更加壮阔。他们即将完成一件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组建中央影戏公司，一举打破外资对上海电影放映业二十余年的垄断。

电影这个洋玩意，最早传入中国是1896年8月11日。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成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

到了20世纪初，电影在中国城市逐渐流行。1908年，西班牙商人安东尼奥·雷玛斯（Antonio Ramos）在上海开设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虹口大戏院，标志电影在中国扎根。

此后二十余年间，他相继建起了维多利亚、夏令配克、万国、卡德、恩派亚等多家影院，并创设“雷玛斯游艺公司”，俨然形成了上海滩最早的电影院线。

到1926年，雷玛斯已腰缠万贯，动产与不动产相加不下百万两白银，堪称沪上“电影大王”。

然而，这位“电影大王”的影院帝国却长期将国产影片拒之门外，或仅给予极不公平的放映条件。

当时中国民族电影业虽已起步，明星、大中华百合、民新等制片公司相继成立，拍出了《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放映渠道却牢牢掌握在外商手中。

国产影片十之八九只能在雷玛斯旗下的夏令配克等影院获得首映机会，且常常受到排片、分账等方面的盘剥。

正如时人所言：“虽有国人自制的影片，尚乏自营之电影院。”没有自己的院线，制片商就如同没有咽喉的躯体，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直达观众。

张长福（1876年—1931年，宁波北仑霞浦人）

张长福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法国百代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华经理，他常年周旋于上海的电影圈，既引进法国百代公司摄制的影片出租给各地影院，也目睹了国产默片从蹒跚学步到渐受青睐的全过程。他深知，若不能建立自己的放映网络，中国电影永远只是洋商影院里的“附庸”。

转机在1925年悄然出现。那一年，百代公司收购了位于上海的申江亦舞台。

张长福与明星影片公司的张石川等人商议，决定将这座剧场改建成专门放映国产影片的电影院。经过改建，“中央大戏院”于1925年落成开幕，这是中国民族电影业拥有自己放映阵地的重要一步。

张石川（1891年—1953年，原名伟通，字蚀川，宁波北仑霞浦人，中国早期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他是张长福的宗亲，小三辈。）

中央大戏院的诞生，让张长福、张石川等人尝到了自主经营的甜头。明星公司的作品从此有了稳定的“主场”，《孤儿救祖记》等片在此复映时创下的最高卖座纪录，更让他们看到了国产影片的市场潜力。

然而，仅靠一家中央大戏院，终究难以与雷玛斯庞大的影院网络抗衡。张长福和张石川都在等待一个更大的机会。

安东尼奥·雷玛斯（Antonio Ramos Espejo，1878—1944），西班牙商人。

1926年3月，消息传来，雷玛斯决定回西班牙告老还乡，他名下的夏令配克、维多利亚、恩派亚、卡德、万国五家电影院即将出租。这个消息如同一声春雷，在上海电影圈炸开。

张长福和张石川立刻做出了反应。他们深知，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一旦错过，这些影院很可能落入其他洋商或投机商人手中，国产影片的放映困境将依旧如故。两人迅速集股，联络各方力量，决意将雷玛斯的影院网络整体承租下来。

1926年，夏令配克大戏院（EMBASSY THEATRE）装修一新，再度开幕。

谈判是紧张而复杂的。雷玛斯在上海经营多年，其影院地段优越、设备精良，夏令配克更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座位最多的影院之一，共有座位850个，装潢新颖富丽，还设有包厢。但张长福凭借其在百代公司多年积累的商业经验和人脉，与张石川密切配合，最终达成了承租协议。

恩派亚大戏院票根。

1926年3月至4月间，张长福、张石川等人正式组建中央影戏公司，设总办事处于仁记路35号。

公司以“提倡国产影片”为宗旨，将承租自雷玛斯的维多利亚（后更名为新中央）、恩派亚、卡德、万国四家影院，连同原有的中央大戏院，以及后来吸收的中华、平安两家影院，共辖七家电影院，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影院联营机构。

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上，中央影戏公司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安排：公司规定，由其放映的国产影片，首先在中央大戏院公映，然后依次轮转于其他四家影院，以一周为期。

这种轮映制度，既保证了国产影片能够获得稳定且持续的放映周期，也让各影院之间形成了有机联动，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爱普庐影戏院宣传册。

值得一提的是，夏令配克大戏院因租约特殊，被转租给了爱普庐影戏院的主人郝思倍经营，暂未纳入中央影戏公司的直接轮映体系。但即便如此，中央影戏公司旗下六家直管影院加上中央大戏院的领衔地位，已足以使其成为沪上首屈一指的影院集团企业。

1926年4月2日，中央影戏公司正式开业。

这一天，上海电影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院线时代”。

中央影戏公司的成立，打破了此前中国电影业“制片由民族资本主导、放映被外资把控”的失衡格局。作为中国首家由制片商直接涉足放映业的机构，它首次构建起从制片到发行再到放映的产业链雏形。

公司果断宣布旗下影院优先上映国产片，这一决策迅速赢得明星、上海、神州等各大制片公司的合作，国产影片由此获得稳定的市场渠道。

其开创的院线模式更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经验——此后明星公司联合多家制片机构组成“六合”公司，负责全国及海外发行，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初步实现“一条龙”运作。

1928年上映的明星公司电影《火烧红莲寺》。

公司总办事处所在的仁记路（今上海滇池路），也因毗邻百代公司、金融机构云集的区位优势，成为早期电影业的重要据点。

张长福作为百代公司经理，此次跨界经营不仅拓展了企业多元化布局，更为日后百代公司“老上海时代歌曲”唱片业务积累了核心人脉。

尽管中央影戏公司于1936年解体，但其在1926年开创的国产片院线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后续发展。张长福亦因在中国最早影院联营机构创建中的关键作用，被载入电影史册。

当银幕上的光影再次亮起，那些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故事，终于可以在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影院里，向中国人自己的观众娓娓道来。

作者简介

沈炜，音乐策划人，宁波音乐人文馆主理人，宁波市社科普及讲师团讲师、宁波教育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宁波图书馆音乐馆主讲嘉宾、鄞州区文化特派员。

编辑：郑娅敏 审核：吕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