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信厚在主持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前便投资于新式民族工业。1886年，他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其创办的动机是他看到宁波在五口通商开埠后，西方人带进洋货洋布充斥市场，宁波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严信厚决心自办一家机器轧花厂。1887年3月，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筹集5万两资金，把地处宁波北郊湾头下江的一个原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取名为通久源轧花厂，它不仅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更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

通久源轧花厂开办后，严信厚先后在上海设立有利棉轧花厂、原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1896年，通久源改为纱厂，它与杭州通益公纱厂、萧山通惠公纱厂并称“三通”，为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三家著名的近代民族资本工厂。该厂使轧花、纺纱、织布各工序连为一体，而以纺纱为主，生产的龙门牌纱布十分畅销。纱厂拥有工人1200多名，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年产棉纱1.1万件，成为洋布的竞争者。该厂还取得一项特权，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口，使龙门牌纱布畅销宁波、绍兴、温州、福建各地，每年获利甚丰。

此后，严信厚出于振兴我国实业的爱国思想，在上海和其他各地创办和投资的工厂企业有：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龙章造纸厂、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同利机器麻袋厂、锦州天一垦务公司、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

1898年，清朝下令给各省，要求设立商务局，两江总督刘坤一照会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为理商务，通上下情，议立商会”。后商务大臣盛宣怀因在上海修订对外商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商人组织，即要求上海道袁树勋会同严信厚负责筹组商会。严信厚以创立商会“为华商生命所系，集商帮，排众议，期必成”，积极着手联络上海各业资本家，亲自捐资赁屋，并议定简章，提出商会“为保护中国商人利益，庶可联络商情，不为外商蒙蔽与欺骗，求得一致对外之精神”，于1902年创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严信厚担任总董及第一届总理。这是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以后的上海总商会)的成立是我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因它在国内首创，故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严信厚在筹备和主持商会中不仅表现了他高度的组织能力，并富有民族觉醒和爱国主义思想。通过商会，使上海广大商人开始将目光从个人的身家财产提升到集体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另外，它的成立，把过去行帮性质的各业行会，开始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近代商人团体，并逐步参与了上海以及全国的政治活动和外交事务，如商会在第三年(1905)即领导过首次抵制洋货运动，迫使美国废除禁止华工赴美条约。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4年改称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为总理，此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在多次换届改选中，除第二届总理曾铸(福建人)外，总理、协理多为宁波帮中人，可见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自始至终由宁波帮在领导层中占绝对优势。辛亥革命后，上海商务总会改称为上海总商会，历届领导人又多为宁波帮人。

严信厚在致富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培养人才和兴办教育贡献卓著。自1890年以来，浙中赈饥、顺直工赈、永定河决、淮徐水灾、安徽赈饥、顺直秦晋大灾、山东赈饥等，严信厚均竭力以赴，对天津塘沽铁路以及宁波铁路亦均有捐输。

严信厚在上海还创办了仁济、广益、元济诸善堂，在宁波设靖节堂、仁安公所，在家乡费市村举办养正学堂、芝秀义塾以及芝生痘局等教育医疗机构，使乡人和贫寒子弟得以免费看病、入学。由他发起创办的宁波储才学堂(后改为宁波中学)培养出李思浩等众多名人。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严信厚病逝于天津寓所，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