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工商金融史上，严信厚被史家称为“宁波帮的开山祖师”，这是因为他抓住“五口通商”的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这两个机遇而成为第一代宁波帮崛起时的领头人物。他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以做官经商而致巨富，全部投入近代工业和金融业，而成为“三个第一”：他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的主持人，又是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办人，又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创立者。

严信厚(1837-1907)，字筱舫，生于慈溪庄桥费市村。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曾在宁波恒业钱庄当学徒。17岁时，他经乡人介绍到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后又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学习英语和古典诗文，特别钟情于书画，尤善画芦雁。

同治初年，杭州富商胡雪岩在上海为左宗棠办军务时与严信厚相识，严信厚将他的芦雁折扇赠与胡雪岩，胡雪岩大喜，赞严信厚“品格风雅，非市侩相比”，后持书荐于李鸿章。李鸿章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又保委严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又任他督销长芦盐务。1885年，严信厚又任天津盐务帮办。此时，严信厚的经商理财天资得到充分发挥，次年在天津自设同德盐号，在经营中积累大量财富。后又在上海开设源丰润票号总部，同时在京津等地设立十余处分号，由此建立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钱庄网，资本增至100万两，信誉卓著，获利丰厚，在当时堪与外商银行匹敌。

严信厚的源丰润票号虽是钱庄业中的大户，但钱庄毕竟经不起金融风潮的袭击，并处于外资银行的附庸地位。清末，大清银行尚未成立之前，清政府就准备着手开办一家商办银行。当时李鸿章办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任铁路总办的盛宣怀曾多次向朝廷奏本。他在奏折中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并强调“银行必须商办”。最后慈禧下令由盛宣怀具体操办。盛宣怀把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之事交给严信厚，因他俩都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关系密切。在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之初，严信厚曾建议由他所办的源丰润票号作为基础来建银行，但盛宣怀未予采纳，原因是盛宣怀心中的银行一切要学汇丰银行的模式。

严信厚的建议虽未能实现，但他对盛宣怀的擢拔建行则极为热心。在该行筹备时，计划总资本额为500万两。严信厚率先投资5万两，盛宣怀投资73万两作为私股，盛宣怀所控制的招商局、电报局各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作为官股，另外有广东、青岛数巨商入股。在成立总董事会中，九位总董中三人是宁波帮人，即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由严信厚主持总董会。盛宣怀虽请了汇丰银行的英国人来当银行的大班(洋经理)，但华大班(华经理)则由严信厚推荐的余姚人陈笙郊(咸康钱庄经理)来担任。该行实权均操在宁波帮手中，故它的成立标志着宁波帮钱庄业向新式银行转化之开始。

当时外商银行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有自己办的银行，于是在利息、融资、借贷方面想方设法来挤垮中国通商银行。但是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正式开张。看到第一家中国人自办银行的诞生，上海商民欢欣鼓舞，华人商号、钱庄和广大市民纷纷前来开户存款，银行门前车水马龙。最高峰时一天营业额就高达白银250万两。

两年后，中国通商银行在全国有数十家分支机构，据严信厚统计，银行除正常开销外，每年可发给股东利息10万两，呈缴户部利息10万两。初创时已能达到这样的盛况，连严信厚自己也未能想到，确是盛宣怀慧眼擢拔精英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