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投资钱庄一般为5万两即可开业，而宁波帮在钱业中投资特别巨大。如镇海方家的安裕钱庄创办时股本为12万两，镇海李家的恒兴钱庄创办时资本额为11万两，后开设恒大、恒、恒異3家钱庄，资本额均在20万两以上。尤为突出的是，慈溪严信厚在1895年设于上海的源丰润票号(钱庄)资本额为100万两。源丰润资力雄厚，信誉卓著，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设立分号，形成一条数百万两资金的钱庄网络，被称为“钱业之魁”。

1912年冬，辛亥革命结束不久，各地军阀均需加强军需装备，纷纷通过钱庄、洋号向列强借款，外国银行、洋行亟须以钱庄作中介为其服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促使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其时，上海钱庄经辛亥革命后开始恢复，至1914年上海钱庄已达28家，1926年发展至87家，资本总额已达1870万两。1913-1926年的十余年间，上海钱庄无论从数量上和资金上均趋上升态势，史称为钱庄的“黄金时代”。其时上海不少宁波帮钱庄对民族工业贡献卓著，以名庄福源为例，1926年至1929年三年间向民营工厂每年放款达300万至4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新式银行像雨后春笋似地在上海设立起来，而这种旧式的钱庄却仍然能继续生存并有所发展，其原因何在？除了上述时代背景之外，钱庄的生存有其内在原因。1926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银行的势力何以不如钱庄》一文，他列了八条钱庄比银行的便利之处。

第一，信用。银行放款全需抵押品，而钱庄则注重信用，抵押品一层可以通融。中国商人认为，以抵押品借款妨碍体面，所以都愿与钱庄往来。第二，保人。银行放款，除抵押品外还须保人签字盖章，手续非常麻烦，钱庄则无此等手续。第三，方便。银行办事时间固定，假日不做生意。钱庄则不然，无论假日礼拜，自早到晚，并无休息。第四，数目。银行放款，数目较大，数目小者不甚欢迎。钱庄放款，数目随便，数百数千均可。第五，内容。银行对于商情市况，不如钱庄明了，而钱庄为我国特有的出产，由来已久，对于商家，知之甚详，所以放款不用抵押品，亦无何种危险。第六，历史。银行成立甚晚，所发钞票、支票，均不得社会之信仰，故钞票在市面上，不能与庄票同等看待。第七，技术。分辨洋钱之真假，为钱庄特具本能，银行行员，难比得上。第八，出货。钱庄所发庄票，能在洋行出货，外人极信赖之。银行钞票无此本能。

在钱业“黄金时代”，除了方氏、李氏、董氏、叶氏、秦氏老一代五大家族集团之外，后起的钱业新秀不断地涌现出来。首先是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领导职务达17年之久的慈溪人秦润卿。1917年钱业公会初建时，秦润卿当选为副会长，两年后会长朱五楼因年迈退休，会长由秦润卿递任，主持会务达17年之久。从钱业公会的领导人员看，十余年来宁波帮都占绝对优势。不但宁波帮的资本家家族所开钱庄经理都是宁波人，甚至苏州帮资本家所开钱庄也用宁波人当经理，如著名的福源钱庄的经理为秦润卿，副理为徐文卿。

活跃于钱业公会和著名钱庄的经理，较为著名的有袁鎏、盛筱珊、孙衡甫、李寿山、谢纶辉、俞传良、裴云卿、陆书臣、秦贞甫、楼峋如、陈笙郊、林莲荪、沈晋铺、王鞠如等十余人。其中如慈溪人袁鎏，于1889年参与创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并长期担任董事长，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钱业界的领袖人物。慈溪人盛筱珊于1917年任上海钱业公会第二届副会长，后又任第三至第七届会董，第八至十一届执行委员，为钱业公会任职时间最长的会董和委员之一。

自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南京政府成立后，对上海银钱业不断进行控制和掠夺，钱业界遭到多次冲击。直至1933年废两改元，钱庄一向维护的银两本位被银元所代替，钱庄业务遭到极大影响，“黄金时代”遂结束，其地位逐渐被银行业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