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的崛起，是宁波商人从旧式商帮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群体的过程。作为旧式商帮，它早在明朝就开始形成，至鸦片战争前后形成近代宁波帮，直至今天它还活跃于世界各地，饮誉海内外。宁波帮指旧宁波府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及现宁波市属余姚等地在外地的商人。他们人数众多，名人辈出，近百余年来发展迅速，影响巨大，业绩辉煌。究其原因，可以从天时、地理、人和三方面加以考察。

天时。宁波帮崛起的客观条件有两个。第一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但在机遇中，则有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如海关为洋人所控制，许多市场为列强所垄断，租界为洋人所统治，加上清廷腐败，社会秩序混乱，等等。以上海而言，不少外来商帮因经不起折磨，有的没落，有的衰退，而宁波商帮则能顺应天时，驾驭开放机遇，开创和发展了一番新的事业。

五口通商是被迫的、屈辱的开放，但它给宁波人外出经商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瞄准了这一机遇，如潮水似的涌向上海。

宁波于1844年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英、法、美等国相继派驻领事，设立洋行，宁波的金融、工商业随之有了发展。不久，上海成为全国近代经济中心，金融、贸易、航运、建筑、工厂等均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据统计，宁波人至清末到上海谋生者已达40万人。至20世纪初，宁波帮已成为上海最有实力的商人群体。

第二是1860年后开始的洋务运动。清代的洋务派，开始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以发展军用和民用工业。像李鸿章这一洋务派主脑人物，重用了一批有开放意识的商人以推动洋务运动，开办洋务企业和民族工商业。慈溪人严信厚就是在洋务运动影响下在宁波创办第一家轧花厂，并在李鸿章、盛宣怀的主持下创办第一家民办中国通商银行，又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的领导人，从而被称为近代宁波帮的“开山祖师”。

地利。宁波人从事商业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之中段，成为南北货物交换的一大中转站。它与万商荟萃、百业云集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一苇可航，水陆两路交通便捷。加上宁波地处沿海一带，地狭人稠，且不少沿海地区土壤多为碱性，农作物难以生长，甬人不愿株守本土，加以“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而上海正是他们移民的理想之地。

人和。首先，宁波商人接受新事物颇为敏感，接触西方文化科学较早，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英国商人进入上海之初，带来一批广东籍买办，但因人地生疏，在对外贸易时遇到不少困难，遂被宁波籍买办所取代。宁波帮商人在上海有一定的经商基础，他们熟悉国内市场，在长江流域已布下相当规模的商业网。他们勤奋好学，刻苦攻读外文，不少人进入洋行成为买办，他们实是一群在特殊条件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其中不少买办后来成为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名人。其次，宁波钱庄早就实行过账制度，后即引入上海钱庄，实行“汇划制度”，使资金通融更为便捷。而且宁波帮钱庄历史悠久，他们接触农工商市场甚广，信息灵通。钱庄在放款中不用抵押，但凭信用，尤其是当时币制复杂，识别困难，而钱庄对此特有经验，故外资银行、洋行不得不依赖钱庄，利用它的力量，承认钱庄庄票可作交易支付之用，以致洋行出货非庄票不收，因而使钱庄业务非但不受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而且历久不衰。钱庄之所以兴盛还在于它有正在勃起的民族工商企业为依托，故被称为“百业之母”。

宁波人潮涌至上海，并非一群乌合之众。宁波人素有群体意识。早在明清时代，宁波帮在不少地方建立了各式行会或会馆，以后即有公所。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嘉庆二年(1797)又在上海建立四明公所。

在上海四明公所建立后又建立了钱业会馆(1797)，它一直为宁波帮所掌握；不久，由慈溪董棣林家族建立了南市天后宫浙宁会馆(1819)。在上海商界，1902-1926年间，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17人中宁波帮商人占14人，副会长占9人，足见宁波帮商人在商界之重要地位。而在17位会长中，绝大多数为宁波帮金融界的著名人物。

1893年因法租界当局强买四明公所地皮而引起了全市罢工罢市的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1897年法租界当局又强买四明公所地皮而引起了一场血案和罢工罢市的斗争。两次四明公所斗争的胜利显示出宁波帮的巨大凝聚力。一百多年来，宁波帮商人在外国列强势力面前接受了考验，经受了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