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卢绪章，很多普通人也许并不知道。但是提起《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这部电影，想必很多人都看过。没错，卢绪章就是电影中主角张公甫的原型。
新中国建立前，卢绪章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地下党员张公甫的原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任命书，任命卢绪章为中化首任总经理。卢绪章带领中化为冲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打通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渠道，发展我国外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社会童子军团到广大华行
卢绪章(1911—1995年)，曾用名卢植之，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家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916年，孙中山先生来到宁波考察，在欢迎大会上，他面对着宁波各界代表人士发表了演说："兄弟今日之所希望于宁波者，以宁波既有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图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第二上海。"
这句话鼓舞了宁波的老百姓们，卢绪章从小就听着大人们慷慨激昂地谈论此事，革命、爱国和爱家乡，深深影响了他的童年。
图｜广大华行5位创始人
后来因为父亲经营的米行不景气，卢绪章还没有念完小学就背井离乡前往上海谋生。卢绪章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夜校补习班，在补习班之中，卢绪章先后认识了叶春年、杨延修、张平等人，他们一同联手，发起了上海商会商业补习夜校同学会。
1927年秋，卢绪章等补习夜校的爱国青年倡议发起“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社会童子军团”，积极投入救济难民、抢救运送伤员、参加战地服务、募集捐款等救亡运动中。1932年，因不满团内腐败，卢绪章等人愤然退出社会童子军团，组织了进步社团兰社。兰社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座谈交流心得体会，开展体育活动，吸引了不少爱国职业青年参加。但由于没有制定社团纲领和规划目标，缺乏固定经费来源，最后还是宣告停办。卢绪章等人对兰社的停办并不甘心。他们从兰社的教训中明白，要办成一件事，除了顽强的意志和明确的方向目标，更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早在1932年秋，卢绪章、田鸣皋、钱兴中3人合资创办了一家小企业——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客户办理医药用品邮购业务。由于资金微薄、营业额低，加上钱兴中半途撤资，经营不到半年就出现亏损，最终夭折。1933年3月，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等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在原光大行的基础上成立广大华行，卢绪章主管财务。广大华行在继续进行药品和医疗器械邮购的基础上广泛招揽邮寄业务，其宗旨是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取得可靠的经济来源，并作为进步社团的活动阵地。1936年1月，卢绪章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7年9月，参加上海全国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以地下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在训练班里，共产党员杨浩卢（建国后任外贸部副部长）经过仔细地观察和认真地考查，决定发展卢绪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卢绪章在杨浩卢的介绍下，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卢绪章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多次掩护地下党同志，利用广大华行开展地下活动。同时，广大华行的业务在他的运筹下日益发展，生意兴旺。
同流而不合污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立场发生动摇，由联合抗日，变为“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黑暗与风险，中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开始重新安排国统区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因为有较好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且创始团队成员都是优秀共产党员，周恩来选中广大华行作为三线机构载体，由他直接领导，不再发展党员，也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线关系。周恩来告诉卢绪章，广交朋友，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还要吸取中共早期的教训，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在商言商，为党多赚钱。
便正如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所演绎的一样，卢绪章开始了地下潜伏，与“魔鬼们”斗智斗勇，成了潜伏在敌区商界中的“余则成”！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卢绪章的红色经历，妻子儿女均毫不知情。
卢绪章很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都成为他的朋友。
他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从而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广大华行很快从一个小公司，变成资金充裕、后台强硬、商贸网络通达全国的大公司，各路人马争都他开绿灯。
表面上，卢绪章西装革履，与国民党重要头面人物打交道如鱼得水。实际上，广大华行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却一直为共产党作贡献。
从一名底层商人，到熟练混迹于国民党当局经济上层的特殊商人，卢绪章可谓神通广大。面对复杂的环境，滚滚而来的金钱，唾手可得的利益，卢绪章捂紧了自己的一颗红心，出污泥而不染，堂堂正正做人。
卢绪章任中化首任总经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打通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渠道，1950年3月10日，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中国进口公司（中化集团前身）成立。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任命卢绪章为公司首任总经理。
在卢绪章的带领下，中化同西欧各国和日本等国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协议，同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一些民间性贸易团体也签了不少协议，给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以沉重打击。
我国打破“封锁”“禁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米胶协定》的签署和执行。“米胶协定”不仅为我国换取了急需的橡胶，同时也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2年10月4日，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出席我国与锡兰（现斯里兰卡）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卢绪章总经理参加仪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化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专业外贸企业，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卢绪章被认为是中国对外贸易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涉足保险行业
民族保险业从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办保险招商局开始兴起，到1943年民安保险在重庆创办时，已是簇拥了大量资本、名流与明星企业的行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沿海企业西迁到重庆，重庆经济迅速繁荣，保险公司组织体系和业务结构都很简单，不仅赚钱，还可以扩大同各行各业的往来、广泛接触上层人士，卢绪章向周恩来建议创办保险公司，得到批准。
民安保险由广大华行和卢作孚旗下的民生实业公司各出资50%，集资过程中，争取到四川、重庆和云南许多政界与商界的著名人物认股，民安保险董事长由卢作孚担任，总经理为保险专家杨经才，卢绪章担任副总经理。
《宁波帮与中国近代保险史略》作者、保险史学者王珏麟告诉《中国企业家》，民安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地下党所领导的企业社会层次提高，经营领域扩大，已跻身大后方金融实业界前列。之后，卢绪章还创办了一家叫做联安的保险公司，与民安保险一起构成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旗下的四家保险公司（另外两家是大安保险和中国工业联合保险公司）。
王珏麟2000年初在太平保险工作，从公司的宣传墙上看到关于卢绪章的介绍，对他产生了兴趣。王珏麟才知道，卢绪章是太平保险的姐妹公司民安保险的创办者，也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研究卢绪章与宁波帮对中国保险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所有保险公司统一划归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旗下，民安保险因为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得以延续下来，在改革开放之前，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
2000年，中国保险香港分公司、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和香港民安保险三家公司合并重组成立新香港民安。九年后，中国太平将中国保险、太平保险、民安保险三品牌改为统一的“中国太平”品牌，香港民安也正式更名为“太平香港”，成为太平保险集团在香港的重要子公司之一。
按照《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规定：“两个以上的保险公司受同一机构控制或者存在控制关系的，不得经营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系的同类保险业务”。2010年，中国太平向内地企业出售民安中国全部股权。2011年，民安保险更名为民安财产保险。2015年，泛海控股联合新华联集团、亿利资源集团和汇源集团共同入主民安保险，其中泛海控股收购51%股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更名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民安”之名退出历史舞台。
筑巢引凤，建设故土
1975年，卢绪章从干校回来后，调离外贸部岗位，担任中国华侨总社和中国旅行社总社长。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之后，港澳台同胞和国外宾客纷至沓来，而当时全国宾馆稀少，设备简陋，很难承担接待任务。发展旅游，首先得建设宾馆。内地缺少相关经验，中央决定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合作开发，之后自己发展，并任命卢绪章兼任“利用侨资、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88年10月18日，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正式成立，卢绪章当选为首任会长
根据卢绪章与同事制定的“1980-1985年旅游发展规划”，多家宾馆的建设合同得以签订，其中包括北京的长城饭店、建国饭店、香山饭店、丽都饭店、西苑饭店，南京的金陵饭店，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饭店等。
建国饭店背后的资金来源是美籍华人陈宣远，丽都饭店是香港益和有限公司老板罗欣权，金陵饭店是侨商陶欣伯，广州白天鹅宾馆是霍英东，中国大饭店是胡应湘、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得胜等人。它们的投建，都有卢绪章从中协调。
包玉刚也向奔波中的卢绪章提供援手，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以其父命名的“兆龙饭店”。包玉刚与卢绪章不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密切合作过，两人还有亲戚关系，包玉刚夫人的母亲是卢绪章母亲的亲姐妹。
后来，卢绪章还曾担任国家旅游管理总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1984年，卢绪章73岁，正当他向中央写好请辞书信准备“解甲归田”时，邓小平做出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宁波位列其中。
二十世纪中叶，宁波商人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的发展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重要力量，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等人成为其中翘楚。卢绪章作为宁波市政府的特别顾问，承担起了把全世界“宁波帮”号召起来支持宁波建设的任务，宁波大学、北仑港、北仑钢铁厂、宁波机场等市政工程都离不开卢绪章的辛苦奔波。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