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是宁波人，他的老家就在开明街25号。新中国成立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江平，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956年，他怀揣着满腔的报国热情从苏联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不料仅仅一年后，坦诚直率的江平就被打成了右派，此后的22年里，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在苏联相识相爱的新婚妻子，甚至在抬钢管过铁路的时候累到没有听到火车的声音，生生失去了一条腿。

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下，江平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那些对中国法制的设想与期盼，就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中，在他心里慢慢生根发芽。1979年，江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此时，白发已爬上了他的发梢，但他一刻都不敢停歇，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法律首次肯定了中国人的私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国外称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此后，《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一部部标志着中国法制进程的法律典籍，浸透着江平的心血和智慧，陆续出台。在中国甚为贫瘠的法学土壤里，江平努力耕耘，希望中国法制能长出更为繁茂的枝叶。他常对自己说：“思考，思考，再思考！每一部法律出台的背后，都有着各种力量在进行博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学者就会失去独立判断。”即使现已耄耋之年，江老依然没有放下对法律和真理的坚持，北大五教授上书修《拆迁条例》声援中有他的身影，在台北“光华学者论坛”，与马英九侃侃而谈的坐席中有他的身影，在《财经》、《南方周末》、《凤凰卫视》和各种公共法律事件平台上，都有他白发苍苍却执著坚持的身影。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为中国的法制化进程而呼吁。也正因此，他深受学界敬重，被称为中国“法学界的良心”、“时代的法学教师”。永远的法大校长江平重返教坛之际，就讲起了《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大胆给学生开启了西方私权思想的启蒙之窗。他新颖的观点、渊博的学识、舒朗的谈吐，吸引了无数学生，他的课堂往往座无虚席，门口和窗台上也都挤满了学生，他们踮着脚尖、伸长脖子聆听江平那“春风化雨般的滋养”。在谈“西”色变的日子里，江平之所以突破法律禁区，冒险开设这两个课程，是因为在他的内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爱生如子，这就是江平。如今已是法学大家的贺卫方教授对当年的“法大罢餐”事件记忆犹新。1984年，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对食堂饭菜的不满，学生们在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发动罢餐。当时的贺卫方血气方刚，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其他同学参与罢餐，并与学校官员高声辩论。这时，他突然被一只大手从人群中拉了出来，抬头一看是江平教授，“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他的语气不满眼神却很温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江平教授从未想过用高压手段对待学生，而是尽力爱护他们，引导他们解决问题。1988年，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法大两任校长都由司法部官员兼任，江平算是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校长。当时的法大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学校，整个校园犹如巨大的工地，江平常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为法大的发展倾尽全力。“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有个学者提出能不能让大学民主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让学校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江平治校期间，法大变成民主的试验田，校园里洋溢着活跃又自由的风气：他鼓励学生自组社团，不审查教师的讲稿，大胆吸收西方经济法律内容进行教学与法律编纂，还每月一次带领领导班子接受师生代表质询，甚至按照学生的反映撤换不称职的教师……在这些现在看来也是极为大胆开明的举措中，江平校长悉心保护和培养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精神——这精神也口口相授、手手相传，深入到一届又一届法大人心中。

1990年初，60岁的江平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退了下来。从任校长到被免，江平任期只有两年，但他却是法大“永远的校长”。有一年校庆，主持人介绍来宾，在念到“江平”时，台下掌声雷动，那是法大学子在向这位老校长表达他们深深的敬意。在法大的校园里还悄然流行着一股时尚风，学子们以穿一种特殊的文化衫为荣，文化衫上题写的正是江平曾经给毕业生的赠言“只向真理低头”。他的理念与精神，就这样一直影响着这所学校。“江平是永远的校长，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法大校友如是说。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记者就此前来采访时，江平解读道：在中共中央的党史上，依法治国成为中央全会的主题是头一次，说明我们对法治的重视。依法治国就是法治，法治和人治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现象最集中的表现，不是人治就是法治，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没有摆脱人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法治，不要人治。解决好领导方式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就会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