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善长（1745-1817），又名在元，浙江宁波庄桥人，民族工商业家、童涵春堂创始人和奠基者，与蔡同德、胡庆余、雷允上，曾被誉为上海国药业中著名的四大户。

童善长是浙江宁波市郊庄桥镇童朝阳家族的27代世孙。童氏家族,财力雄厚，当时在宁波庄桥流传着所谓：“童姚马泾张，银子好打墙”的说法，而童氏又被列为首富。翻开童氏家谱，列祖列宗都有详细的文字记载，童善长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间，其始祖童朝阳，原籍是在山青水秀的奉化建岙。当时，童朝阳家道殷实，不屑于土地种植，便举家迁入宁波市郊庄桥童氏镇。这是个物产丰富，商市繁荣的集镇，是四邻八乡的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的贸易集散中心。时隔数百年童朝阳的21代孙童聪遗在镇上耳濡目染，学会了经商之道，他经营的木材、桐油等，由于经营得法，获利甚丰。从此，童氏家道日兴，他和儿孙先后在庄桥镇的三原购地造屋，以荫庇子孙。

1745年，童善长出世，字在元。他从小聪明伶俐，然而，童善长并不满足于祖业的现状，他利用祖传资本，外出跑码头来到上海。初期在咸瓜街开设恒泰药材行,从四川等地贩运药材在沪批发,好货留店自用,批发零售结合,拓展业务。后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出资盘进小东门“竺涵春”中药铺,改名“童涵春堂”，逐渐成为批发、泡制、零售兼有的地道药业。从他开始悉心研制的丸散膏丹和精制饮片，如人参再造丸、太乙保珍膏等畅销不衰。

1817年，童善长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72岁。

童涵春堂

原在小东门瓮城地段，今方浜中路宝带弄口，有家单开间门面的竺涵春药铺，老板姓竺，经常与童善长的恒泰药行有业务往来。后来，竺老板由于经营不善，经常拖欠恒泰药行货款，时间一长，更是无力偿还，因此，竺老板想将中药铺出盘给他人。同时童善长也早有经营药店的打算，且特别欣赏竺老板中药铺的“涵春”招牌。童善长认为“涵春”店铺的招牌，具有“涵和理中，永葆青春”的意思。于是童善长与竺老板两人经过磋商，一拍即合。1783年童善长出资将竺涵春中药铺的财产连同店铺招牌全部买了下来，并更名为童涵春堂。由“竺”改为“童”，虽然只改了一个字，但却含义深刻，这样既保持了“涵春”的店铺招牌，又有了童氏的记号，且又寓意药店“返老还童”之意，可谓是一语双关。

作为童函春堂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经理，童善长精通药材，悉心研制丸散膏丹，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人参再造丸就是其中一大创造。相传，药方来自宋代惠民和济局的官方医局，名字取自唐代名将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人赞其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历史典故，寓意此药营养丰富、增补体质，对人有再造之功效，一经推出，誉满上海滩。童善长还按秘方创制了一种“水眼药”，治疗各种“风火赤眼、羞明多泪，内外翳障、视物昏花”等眼疾，效果显著，价格又比较低廉，这对当时缺医少药的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福音，因而销售红火，延续百年。这些特色药品的风靡，为童涵春堂的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童函春堂在同治二年(1863年)迎来巨大的腾飞，当年童祥权子承父业继任第四任经理。宁波人的海洋性格，在童祥权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他认为不能光守着祖上的一亩三分地，要发展必须开拓，于是他把中药材生意做成了国际贸易。他在上海日晖港建了码头，独资开设元亨木行，购买了“元、亨、利、贞”4艘大帆船，一面从山东等地购买高粱酒运到上海，再自制药酒出售，同时把童涵春堂的精制饮片、中成药等特色产品运往东南亚，深受海内外侨胞欢迎，逐渐形成了上海童涵春堂的品牌。

在童祥权的精心打理下，童涵春堂从最初的单开间门面扩大到三开间、前后五进的药号，职工也由几个人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当时与胡庆余堂、蔡同德堂、雷允上等并驾齐驱的沪上国药四大户之一。他先进的经营理念还体现在对接班人的选择上。童祥权有4个儿子，却都没有被他列为接班人来培养，而是选中了由本店学徒出身、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内亲邵明辉接掌药号。晚年的童祥权，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回原籍宁波庄桥休养。在家乡的日子里，他出资开设童氏私塾，购地创办教育基金，支持家乡教育事业，还出资赡养孤老，造桥铺路修凉亭，造福家乡人民。

童涵春堂在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是几经波折。1930年，第六任经理童光甫没有牢记童家家训，不钻研业务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金融投机上，由于金融投资失败导致债台高筑，不得不把童涵春堂部分产权出售给当时上海滩的银行巨头孙衡甫和参行老板徐炳辉等28人，变童氏独资为合伙企业，以偿还债务。当时童涵春堂的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以80万两白银作价，即折合112万枚银元，可见名店招牌的珍贵。

经股东会公推，当时学徒出身的宋辅臣出任第7任经理，又聘请精通中药行业的慈溪人孙以康(1874—1955年)担任协理，掌管店内业务。孙以康受命于困难时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严于律己，给自己制定了“三不”规矩：一不买店中股权，二不安插亲信进店工作，三不受商家宴请与礼品。这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旧上海，实在难能可贵。在他上任后的第四年，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上海旧城区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童涵春堂被迫停业，在大世界西首租借仓库以避战祸。当时，孙以康根据战争发展趋势，断定不会很快结束，为维持全店同仁生计，与其坐等旧址复业，不如另辟蹊径，择址继续经营。于是，在他的建议下，董事会同意将大世界西首的仓库改作童涵春堂新址继续营业。结果，战争持续了八年，童涵春堂也继续经营了八年，使全店员工有了生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上海南市小东门十六铺的市面逐渐恢复，孙以康抓紧时机恢复了旧址营业，是为南号总店，原来那家在战时经营的新店继续营业，是为北号分店，从此形成了南北两家童涵春堂。孙以康在两家药号装修设计上大胆革新，突破了中药铺“外面石库门，里面黑洞洞”的旧传统，使得殿堂设置、门面装潢具有现代化气息，还请著名书法家唐陀和谭泽闿为两爿药号书写了店招，陆润庠书写的店招依旧挂在小东门的店堂中央，一旧一新，诉说着百年沉浮，也昭示着百年品牌的魅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鼓励私营企业搞好经营，76岁的孙以康出任童涵春堂第8任经理，1956年童涵春堂参加公私合营。改革开放后，国药复兴迈向新时代，1988年在南市老城厢成立老城隍庙童涵春堂国药公司，1999年组建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童涵春堂国药号联合各中西药店组建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2010年，在老庙店建成上海中医药行业第一家集史料文物汇集、名贵地道药材展示、科普宣传为一体的童涵春堂中药博物馆。童涵春堂230多载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国药业发展的历史缩影，而几代宁波人的商道财智，是宁波帮之所以纵横百年、永续发展的历史见证，足见“宁波帮”事业的传统根基和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