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前,一个名叫利希霍芬(F·V·Richthofen)的德国地质学家到中国作了7次考察。他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特殊种族"。他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在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宁波帮是民国以来人们对宁波商人的一种通俗称呼,泛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今为舟山市)六县及后来划入的余姚、宁海在外从事工商活动的商人群体。宁波人历来以商著称于世,而宁波帮则形成于明清时期,特别是近代以来,宁波帮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1、形成时期
宁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东南沿海老商埠。这里地处东海之滨,扼南北水路要冲。史称"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秦汉时宁波称为鄮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唐宋以来,宁波一直是我国开展海外贸易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
良好的地理条件、浓郁的商业氛围孕育了一代代长袖善舞、经营有方的宁波商人。以商为业,从商致富,代有其人。进入明清后,封建王朝厉行海禁,宁波海外贸易一度停滞,而走私贸易异常活跃。明初,甬江口外的双屿曾一度是沿海走私贸易的中心而异常繁华。与此同时,大批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沿海与内陆各省寻找商业机会,如江南名城苏州有家百年老店--孙春阳南货辅,就是由宁波商人孙春阳于明万历年间开设的。此后,随着外出经商宁波人的相对集中,各种宁波同乡组织开始出现,如明末清初在北京设立的鄞县会馆、浙慈会馆就是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宁波同乡组织。据立于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四明会馆《四明会馆碑记》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末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浙慈会馆则在清初成立,史载当时北京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县人氏,来京贸易,教道各省徒弟,故名日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祭祀会馆"。
进入清代以后,宁波商人更加活跃,如康熙八年(1668),慈溪慈水镇乐梧冈在北京开设同仁堂药铺,不久即誉满京城。乾隆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的"四大恒"银号,"信用最著,流通亦广",是京师"著名钱铺"。这时期,宁波商人不仅在北京、天津、营口等北方商埠势力有所加强,并在南方商业重镇常熟、汉口、上海等地建立会馆,结帮经商:
乾隆三十年(1771),宁波商人联合绍兴商人在江苏常熟创立宁绍会馆。乾隆四十五年(1786),宁波商人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汉口设立浙宁公所。
嘉庆二年(1797),在上海谋生经商的宁波人集资创办四明公所。
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关外、山东等地经商的宁波商人相约在上海设立浙宁公所。
明清时期,宁波商人从事的行业主要有民信业、药材业、成衣业、南货业及沙船业。尽管其势力与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徽商、晋商难以抗衡,但宁波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半个中国,在各地商业贸易活动中异军突起。
2、问鼎之路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迫使清王朝对外开放,洋货与外国企业纷纷涌入中国,商机敏捷的宁波商人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近代企业家群体,并借助传统家族同乡关系和近代上海崛起的地理优势,称雄中国商界达半个多世纪,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是近代宁波帮创业的大本营。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迅速取代宁波而发展成为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与经济中心。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一代代宁波人前往"淘金"。在整个近代中国,这种甬沪间单向的移民潮经久不衰。到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约占当时上海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宁波人已达百万之众。故上海有宁波人第二故乡之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涌入上海滩的宁波人大多白手起家,从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如学徒、伙计、木工、裁缝、车夫、挑夫。他们艰苦创业,顽强拼搏,迅速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宁波谚语:"伙计做到老,不如一根草。"旅沪宁波人大多具有较强的自立自强意识,稍有基础便自立门户,成就自己的事业。他们审时度势,奋力开拓,领先一步,纷纷涉足新兴行业,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又无人问津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迅速壮大了自己。他们或充当买办代理洋商经营而起家,或经销洋货、附股洋商企业而获利,或从事对外贸易而发迹。这不仅使大批宁波商人掘得第一桶金,迅速完成原始积累,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而且使宁波商人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与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士,由此获得了许多管理近代企业、开发市场的经验和知识,以此为基础,19世纪末以后,大批宁波商人纷纷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从中产生了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工商界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与实业精英,如清末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民国时代的虞洽卿、刘鸿生、秦润卿、方椒伯、俞佐庭、蒉延芳、周宗良等。
近代宁波商人在上海经营的范围十分广泛,而在左右近代上海经济生活的领域如钱庄、银行、贸易、航运等业更是独占熬头,如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旅沪宁波人在上海兴办了一大批工商企业,有的更成为名品名店名厂。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商界的诸多第一与桂冠都是由宁波商人摘取的。如第一个买办、第一个钱业公会、第一家中国银行、第一个华人商会、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而企业大王、五金大王、颜料大王、棉纱大王、地产大王、娱乐大王乃至蛋品大王、废品大王也都是与宁波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据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不完全统计,即使在日寇占领上海、经济极为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沪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余家。而在近代上海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工商业的上海总商会,从其发起成立起基本上一直是由宁波人控制和领导的。进入20世纪,宁波商帮显然已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
近代以来,在外经商的宁波人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与凝聚力。史称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在近代中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宁波商人活动的地方都有同乡会一类的组织。他们亲邻相帮,同乡扶持,风雨共济,大大增强了抵御经营风险和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从而取得成功与发展。如在上海,宁波人很早就按行业成立各种行帮团体,“甬人旅沪者最众,各业各帮大皆有会,而皆总会于公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于1909年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是各地旅沪同乡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会员多时达到近4万人。在近代,全国各类宁波同乡团体约有近百个。这些组织一方面具有同乡联谊的功能,同时把同业与同乡的联系结合起来,其经济职能也日益突出,如商情分析,商品推销,资金融通,职业介绍等,从而促进了旅外宁波人各项事业的发展。
上海是近代宁波人创业的缩影,但许多宁波商人活动并不限于上海,而是以上海为依托向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拓展,势力遍及穷乡僻壤,特别是在沿海与沿江各大商埠,宁波人都是当地商界举足轻重的力量。如在天津惟一能与广东商人分庭抗礼的是宁波商人,而在航运、外贸、银行保险、金银首饰、绸缎呢绒、钟表眼镜等行业则是宁波人的天下。在华中商埠汉口,《夏口县志》载:"宁波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半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类舨船航运业皆属于宁波商人所经营。"同时在"招徕货运、出售洋货等方面,宁波人买办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在左右汉口商界的汉口商务总会中,不仅鄞县人卢鸿沧为首任总理,以后历届会董、议董中,宁波商人也都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在宁波商人很早就涉足的京城北京,近代以来其势更炽,史载:"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如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都是清一色的浙东商人。"进入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以后,宁波商人"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特别是他们充分利用近代上海这个广阔的经济活动舞台,长袖善舞,一展雄长,创造了辉煌的商业成就。谚语"无宁不成市",就是对处于鼎盛时期宁波商人势力的形象概括。
3、重振雄风
宁波有谚"要窜头,海三湾"。意思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宁波人飘洋过海,去海外经商,由来已久。《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特别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40年代前后,在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创业高潮。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即19世纪末前后,一批宁波人为生活所迫去海外谋生,地点以日本和南洋一带为主。所谓"三把刀子闯天下",这批人多是手持理发刀、厨刀和裁缝剪刀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也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其杰出代表是20世纪初在日本有关西财阀之称的华侨巨商吴锦堂、"鱼翅大王"张尊三和在南洋一带曾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巨商胡嘉烈。
20世纪40年代前后,鉴于国内动荡不宁的社会经济环境,大批原在大陆有相当基础的宁波商人纷纷从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以港台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其中港台地区占人数的80%左右。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港台独特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竞争激烈的海外社会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与发展,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颇受海外注目的上海帮的中坚力量。
香港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他们为香港带来了新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由此奠定香港制造业的基础,同时,在航运、贸易、金融方面成就卓著,并广泛参与各项社会事业,为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为标志,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到70年代末,旅港宁波人已达10余万,其中不乏工商巨子、社会名流和社团首领,如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香港贸发局主席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娱乐业巨子邱德根,棉纱大王陈廷骅、毛纺大王曹光彪,纺织大王厉树雄、王统元,电子大王邵炎忠,大新银行董事长王守业,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等。1990年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上,宁波商人(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占了三席。许多旅港宁波商人还以香港为依托向世界各地发展。如鄞县人李关弟1948年去香港,60年代转向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创业,如今,李氏家族是尼日利亚四大华人财团之一,拥有10多家企业,1万余名员工。近年来,李家继承人香港华昌集团董事长李文龙积极向内地投资,已在上海浦东投资举办多家企业。
台湾也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相对集中的地区。早在1947年,叶启发、应昌期等旅台宁波人就在台北发起成立台北市宁波旅台同乡会,后发展为大陆各地旅台同乡会规模最大、影响最著的同乡社团。战后台湾经济一片凋零,旅台宁波人利用特有的人文优势,积极参与台湾经济重建,成为50年代台湾地区炙手可热的上海帮的核心成员,为台湾经济的恢复与起飞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中产生了一批名闻岛内外的工商巨子,如华隆集团创办人翁明昌及其继承人翁大铭、实业巨子应昌期、水泥大王张敏钰、曾被评为台湾十大企业家之一的张东平、棉花大王王传麟、台北今日饭店创办人徐之丰,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如日中天的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董事长张忠谋更是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有"台湾半导体教父"之誉。他创办的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名列美国《商业周刊》评定的2000年世界信息技术100强第五位。此外,战后宁波商人在新加坡、日本及美国等地也相当活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商人先后在日本东京和新加坡成立宁波同乡会。旅日宁波同乡会还于1950年重建,是日本侨界有影响的社会团体,而东京孙氏株式会社社长孙忠利、日本三晶株式会社社长傅在源都是日本华人社会中的佼佼者。宁波人在美国经商是20世纪后才开始的,人数不多,但成功者不少,如镇海人应行久,1947年去美国创业,从开礼品店开始,发展为美国侨界有影响的大中集团,1979年被推举为全美华侨总会董事长。另一镇海人张济民则在70年代由日本去美国发展,1977年即在旧金山发起成立旧金山华商总会并担任首届会长。如今张氏在美国各地拥有庞大的产业,新加州地产大王"之称。而原籍奉化的毛昭寰1977年创办的B·B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服装企业之一,生产与销售网络遍及全球,所产号角男孩品牌服装在美国家喻户晓,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
宁波商人第二次大规模迁徙使宁波帮的活动重心由内地转移到港台与海外。目前,旅居台、港、澳和海外的宁波人约有五六十万,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欧丹麦到南美巴西,从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到太平洋岛屿夏威夷都有宁波商人在活动。尽管其人数不能与旅外广东、福建商人相比,但确如小平同志所言是一支人数不多、质量较高的队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他们仍将以自己的色彩抒写百年商帮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