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1926-2019)浙江宁波人，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
194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
1951年留学苏联
1955年获苏联医学科学院医学副博士学位
1957年正式转向脊髓灰质炎的研究
1960年带领团队试制成功我国头一批脊灰（Sabin型）活疫苗500万人份，并于1962年研制成功脊灰糖丸活疫苗
1964年底，正式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任副所长
1978年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1984年，任院、校长。系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英国内科学院（伦敦）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
1955年，一种怪病降临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甚至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怪病发展很快，几年时间蔓延到中国中西部。成为当时最严重的传染病，这种怪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顾方舟，一辈子就只做了一件事，用一颗好吃的“糖丸”，驱走了威胁几亿中国儿童生死的 “疫王”。
今年1月2日，“糖丸”爷爷走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用这一颗甜甜的糖庇护了整整三代中国人。顾方舟与“糖丸”故事，要从一场变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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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病毒侵略的童年
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裕之家。父亲顾国光在海关工作，收入颇丰。在顾方舟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很是英俊，他总是穿着整洁干练的西装，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然而，一场不幸突然降临。
1930年，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时，一只酷似蚊子的小虫子咬了他一口，起初，他只是觉得叮咬处有点痒，谁知 几个月后，持续高烧不退。医生摇了摇头说：是黑热病。——曾在14世纪肆虐欧洲，导致欧洲1/3的人口死亡的传染病。
33岁的父亲撒手人寰，才只有5岁的顾方舟第一次对传染病有了切肤之痛。每每回忆起这段80多年前的往事，已经90高龄的顾方舟仍然会潸然泪下……
父亲去世后，留下四个年幼的儿子和一个还是孩童的弟弟。母亲周瑶琴虽是小学教师，但收入微薄，一家人很快陷入贫困。但周瑶琴是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她独自扛下丧夫之痛。
为了养活5个孩子，她誓不改嫁，狠心将孩子送到母亲家中，隐瞒自己32岁的年龄，考入杭州助产护士学校。三年后，学成归来的周瑶琴带着一家人北上天津，在英租界开了一家接产诊所。她硬是靠着一个人白天黑夜不停地助产接生，供养几个孩子上学。孤儿寡母想在天津租界立足谈何容易，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便充满了同学的嘲笑、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
有一天，几乎累到虚脱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那一刻，娘俩抱头痛哭，父亲的病故，母亲的嘱咐，让顾方舟从小埋下学医的种子。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天津很快沦陷，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已经开始懂事的顾方舟，品尝到的是当亡国奴的滋味。祖国被侵略者践踏，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抓紧时间好好学习。
1944年，顾方舟没有辜负母亲，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开学典礼上，顾方舟站得笔直，他高举右拳，庄严的宣誓：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人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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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苏青年对疫病的宣战
在北大，一心想当医生的顾方舟，第一次从教授那里听说，当时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有多落后，厕所沿街沿河而建，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鼠疫、天花等传染病“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教授常常讲着讲着就哽咽说不出话来，顾方舟十分震惊亦不敢相信的，却是真真切切、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乡村的事实。
顾方舟开始对自己做一名医生的理想产生了动摇。当医生一年才能救多少病人啊？如果人民不幸，生活在污泞的环境中，自己的医生做得再体面，能安心吗？他下定决心：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活下去！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本想通过当医生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开始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
1947年，他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1949年10月，顾方舟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顾方舟放弃留在北京，选择远在东北的大连卫生研究所，这里是新中国重要的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主要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更主动要求奔赴现场，救治患痢疾的战士。可刚刚在前线战斗一个月，顾方舟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速回大连。
回去后他才知道，是国家选派他去苏联学习。1951年8月，顾方舟和375位留学生一起踏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直达专列，汽笛一声长鸣，他的心一阵紧缩，看着站在月台上刚刚新婚五天的妻子李以菀渐远的身影，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舍不得妻子，但更牢记着周总理为他们送行时说的话：“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养活30个农民的钱，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
在苏联，顾方舟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常在昏暗的早晨就进了实验室，晚上干到十一二点。为了看懂世界医学尖端文献，他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仅仅靠着几本简陋的参考书，就自学了俄语、英语、日语三种语言。
1955年，在苏联整整学了4年，取得副博士学位的顾方舟终于学成回国。也正是在1955年，脊髓灰质炎在中国集中爆发。
这种病对我们来说，可能稍显陌生，但对家里的老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噩梦般的名字。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紧靠皮肤接触就能传染，而且主要对象是 7 岁以下的孩子。孩子感染这种病后，大都关节异常肿胀，四肢严重变形扭曲，直至终生瘫痪。不管是脚关节，膝关节，还是手臂，甚至是手掌，全部变形扭曲，患儿痛苦可见一斑。如果病毒侵犯的部位在延脑，那孩子就可能因此患有严重的智力障碍，甚至有生命危险。现在还能见到一些当年因患上小儿麻痹症，而终身残疾的老人。
有一次，一个妇女背着孩子，一看到穿着白大褂的顾方舟走出来，就一把拉住他哭喊着：“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要当兵参加国家建设。”顾方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看了看孩子，眼睛扑闪扑闪的，很是机灵，身子却瘫痪了。想到几万个孩子不是死就是残疾，自己却无能为力，顾方舟比孩子的母亲还悲痛还难过，几十年后，直到今天，顾老谈到当年没有能及时救治这些孩子时依然充满了内疚和自责，眼眶湿润。
可也在那一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脊灰！
1957年，他日夜奋战，到处寻找当时医务工作者不愿接触的患者粪便，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这为后来攻克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1959年，疫情已经从南方传染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国当时最严重的公共防疫事件就是脊髓灰质炎。如果疫情不控制，后果不堪设想！顾方舟心急如焚。
1959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四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但在当时，世界上对付脊灰病毒只有2种疫苗：一是美国Salk死疫苗，需要注射三次（每次高达5美元），这对财政拮据的中国来说，简直是难以承受。
第二种是活疫苗，当时，美国的Sabin教授用9000只猴子、150只猩猩进行研究，发现了脊灰病毒的致病机理，所制得的疫苗毒力低且稳定，获得了初步认可。但这种活疫苗风险极大，一旦发生毒力返祖，人就有会因为服用疫苗而得这种病，美国迟迟不批准活疫苗临床试验。无计可施的Sabin教授，把疫苗分送给世界各地的著名实验室，希望外国同行们能帮助他进行临床试验。其中，就有苏联，顾方舟隐约感到，活疫苗较死疫苗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他必须立刻得到活疫苗的资料。可是，当时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跟美国关系冷到冰点，从哪儿能拿到活疫苗样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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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之父们的艰难抉择：与子女一起试药
顾方舟开始在苏联寻找活疫苗的下落，令他十分惊讶的是，有活疫苗的苏联科学家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留学苏联期间的导师——丘马可夫教授。让顾方舟感动的是，恩师二话没说，就将活疫苗赠送了一些给他。可活疫苗需要冷藏保存，他立即决定：马上回国。
1959年9月，一辆火车从莫斯科出发开向中国。车上，一个年轻人守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便弄碎了里面的玻璃容器。行李箱里，承载了中国千千万万家庭的希望。
回国后，他立即成立了研究小组，争分夺秒研究活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他给227只猴子做了4500张病理切片，1959年年底，实验证明，在猕猴身上活疫苗安全可行。但是，这些疫苗在猴子身上试验成功，却不代表用在人身上就能成功。冒着有可能瘫痪甚至死亡的危险，顾方舟和同事们，亲自喝下了疫苗溶液，以身试药。可是，疫苗是要给孩子服用的，必须进行小儿人体试验，找谁的孩子进行试验呢？顾方舟思来想去，若不敢给自己孩子吃，凭什么给别人的孩子吃？想到这，他毅然作出了一个决定：瞒着妻子，让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冒着瘫痪的风险，参加临床试验。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们，用一种看似残酷的执着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爱。皇天不负有心人，10天观察期过后，没有出现不良反应，证明这个疫苗确实是安全的，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随即更大规模的II期试验开展，2000人，全部成功。最后III期扩大到450万人，北京上海等11座城市开展，可如何进行疫苗的大规模生产，成为摆在顾方舟面前更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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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丸爷爷"的守护和慈爱
1960年，顾方舟和同事们来到昆明，他们必须尽快在这荒郊野岭中建成生物研究所和疫苗生产线。研制生产出450万人份的活疫苗，完成疫苗最后的推广实验。
然而，困难超出顾方舟的想象，研究所建设之初，只能从这个山洞开始挖建。顾方舟干起了苦力，一袋水泥200斤，他扛起就走，有时为了给蔬菜施肥，他跳到化粪池中，山上没有冰箱，存不了疫苗，他每天把疫苗背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冷藏，有时一天往返十多次。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顾方舟和几名电工自己建。每天干重体力活，生活条件更是无比艰辛。大家衣着破烂，连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科学家们都是饿着肚子干活。
难以想象的是，仅仅9个月后，大楼拔地而起。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研究所（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而活疫苗生产的关键技术，在顾方舟和科研人员的反复实验研究中也一一被攻克。时间不等人，他们迅速地投入到了中国首批减活疫苗的批量生产。
与脊髓灰质炎真正的较量开始了。1960年到1961年，北京上海等11座城市，450万名孩子开始服用活疫苗，统统都见到了效果。疫苗93%的防疫率，更是让他和同事们欣喜不已。至此，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正式宣告成功！很快，1500万人份的疫苗生产任务完成，一箱箱疫苗通过飞机，火车、汽车运送到全国各地。
面对全国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疫苗需要冷藏保存农村和偏远地区怎么办？另外，疫苗是液体的味道苦，小孩很抵触。怎样才能制造出既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
一天，顾方舟看到三岁的儿子拿起桌上的糖果，他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这样，固体方便运输，小孩还爱吃。就这样，上亿中国儿童都吃过的“糖丸”正式诞生！
千万别小看了这颗糖丸，自1964年“脊灰”糖丸疫苗全国推广以来，“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
1978年，这颗糖丸正式列入计划免疫，每个孩子都会吃到。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吃过这颗糖丸。顾方舟更是制定了脊灰活疫苗制造和检定规程，指导了50多亿人份疫苗的生产与检定。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
1994年，中国最后一例脊灰病毒被消灭，1999年，已经73岁高龄的他亲手给孩子们喂糖丸。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世卫组织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脊灰野生病毒的传播，成为无脊灰国家！
即便“脊灰”被消灭，但顾方舟并没有放松。他常对学生们说：“脊灰病毒不是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我们不能麻痹大意。”80多岁的顾老，还坚持在实验室指导学生们研发更好的疫苗。除了脊髓灰质疫苗，顾方舟还致力于推动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免疫接种的国家规划，为实现我国乙肝预防控制目标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虽然长年奔波在全国各地，但顾方舟一直惦念着家乡。1998年6月6日，宁波大学医学院宣告成立，请来顾方舟等专家担任顾问。据宁波大学医学院执行院长周文华回忆，在宁波停留的几天里，顾教授的为人和对宁大医学院的办学建议给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在他的提议下，宁大医学院沿袭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科室设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是临床八年制，一届只招生60人左右。同时定下发展目标：建立起一个协和医科大学那样“小而美”的医学院。
本文摘自《天下宁波帮》第111期 07月刊
